文化失序与王中的“生命质询”

作者：马钦忠

　  我们生活在社会结构和生存模式的整体转换之中。固有的价值规范和新生价值的出现，让我们正在年富力强之时有一种迟暮之感。我们知道，在一个消费为主潮的时代，知识分子非常明白只能在很有限的意义上定义他的自身的职业范围，降低为人类代言的普遍性自主愿望。但同时，这又是消费时代知识分子作为符号性生产的专家所不可扼止的生命冲动和职业使命感：试图用各种不同符号来解释和建构一套关于日常经验以及文化产品的阐释的话语。

　　之所以用“符号性生产”，意在于表明，在一个以图像消费的符号性以及符号的“关注率”来体现它的时尚价值的时代，“符号性”几乎成为一切精神产品的基本特征。但不同的“符号”之“性”决定它唤起不同的意义期待。王中的《当代文物》系列和新近创作的《惊魂》即着眼于此。

　　福柯曾这样说：“文化在冒险中铸定、维持和撒播自身，带着两副面孔：有时是残暴、斗争和骚乱;有时是沉思、非暴力和沉默。这种文化的冒险不管呈现怎样的形式——最吵闹的并不总是最惊人的，但是最吵闹的肯定无可救药地是最肤浅的——忽略它是不行的，取消它则更为徒劳。

　　王中不想以“吵闹”惊人，也不着意于作品的“意义深度”去炫耀他的智慧表演。他以朴实平直的大众语言，以几乎是唐•吉诃德的方式复叙着一个古老的梦想和欲求：关于拯救的质询。尽然我们听不见声音，但那复数的构成和十字型的金属躯体，叙说着一个永恒期待的“时代性的丢失”。

　　蹒跚的老人寻找着他的昔日家园，而断壁残垣掐断了他的记忆之流里闪动的岁月光点(《95计划——朝阳区拆迁》，综合材料，1996)。还是那位不知姓名却一定饱经沧桑的老者，伫立在断壁残垣等待着他用整个生命期待的“永远”，而婷婷玉女对此毫无知觉地匆匆“走过”，“期待”的错位和反差，既是时代更替的必然，更是生命如逆旅之匆匆的伤感箴言(《拆迁计划——97》综合材料，230×500×380cm，1997)。在此，王中是在叙述、在表现着一个将永远逝去的“历史瞬间”。

　　假如说，以“拆迁”为代表的作品，表明了王中对老北京的青砖青瓦和胡同文化的深厚记忆的难以割舍的联系，体现了他对新的建设必然淹灭老北京所铸就的他的“乡恋”情怀的话，那么，到1998至1999年的《大十字》系列、《当代文物》系列，表现了王中思想的飞跃。他越过了情感的“哺乳期”，运用他的雕塑语言，开始考掘非自我的价值，而不再是那种带有戏剧性的“场景”。

　　他控诉灵魂的空无一物，徒有躯壳(《揭开灵魂》、钢板焊接，190×60×40cm，1998)。而《大十字》和《当代文物》便试图“拯救”。他知道他不是使徒，他的布道根本觅不到掌声和崇敬，甚至迎来的是嘲弄。他自明于此，故而《当代文物》之谓也。但他还有一丝不灭的火焰、还有一点儿期盼。而《浮影》便表现了他的这种渴望。他渴望使徒的行为赢得掌声、赢得那种肃穆般的敬仰，但他也不畏惧高尚品牌店里飘出的讪笑声。阿门，在山野与荒漠之间，在天与地之间，阳光把他的影子重重地投在地上，升起的旭日把那影子拉得老长老长，以致于连接成巨壑之间的一道桥梁。

　　王中要扮演一个虚拟的角色，那就是《圣径》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之后，他要女娲代替上帝重新造人(《再生天性》，锻铜，90×85×80cm，1998)在看不见的“空间”里，重新孕育梦想(《自由空间》，铸铜、铁板，190×90×60cm，1999)。王中知道他是一个白日梦“患者”。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有英雄气概，才有他的“质询”的那份生命的沉重和令人上瘾的痛感。这就是生命吗?生命的魅力便是在人的责任的驱使下，表现为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抉择的合一吗?我知道我宣扬、我崇尚的价值会像风一样从世人的耳边飘过，然后便什么也没有留下。但我的自由灵魂的跃动却像饱餐了一顿精神圣宴，触摸到自我塑造的自由生命的价值和人类趋向善的合一性。亚里士多德说，这是人的最至高的善。生命即此之谓吗(《生命》锻铜、钢板焊接，220×176×60cm，1998)?于是，王中像找到了麻醉自己的罂粟一样，颇有此癫狂地张扬他的《大十字》和《当代文物》合二为一的作品(《当代文物》之四，综合材料，350×200×170cm，2000)。不仅如此，他还赋予它们以神圣性的视觉空间的效果(《当代文物》之五，锻铜、不锈钢、钢丝绳，186×240×100cm，2000)。“要识此花奇绝处，满窗唯有月明知。”他深知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文化失序的过程，这种“拯救”自有几分呓语，深感他像个飘荡的幽灵行走着(《惊魂》，钢板、不锈钢，300×220×50cm，2000)。那种影子与符号化的人成了我们大众生活的图像世界和价值源泉，构成王中《当代文物》和《大十字》意义的悖谬语境。也正因此，王中以他的方式表达了关于生命终极价值与消费文化把一切都还原为大众物语的困惑与质询。他向所有人征询他的答案，他也向他自己征询答案。他知道不会有结果。

　　意义正在这里。

　　这是一个老套甚至也很陈旧的故事，但它又的确是文化失序之时的一种有几分悲凉的古典理想。拥有它，我们必须一边为生存现实搏斗，一边又给自己一种乌托邦的精神生活。我拥有自由，我于是便拥有两面性，它们都是我的必然性。生命?抑或“生命”?

原载《美术界》 2000年8月9月合刊